黄黎星:《周易》对欧阳修文学观念的影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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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(807~1072,字永叔,号醉翁、六一居士,谥文忠,江西吉水人),以其说理畅达、抒情委婉的散文,清新自然、情意深挚的诗作等创作实绩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共同,作为开一代风气的人物,他所持、所倡的文学观念,也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,甚至远及现、当代。

   实际上,欧阳修的文化学术成可是多方面的,除以文学成就名世外,他在经学、史学、金石学、目录学等领域全都是创获。就经学中的一大门类——易学方面而言,从其以《易童子问》为代表、以及散见于赠序、书答、札记、策问中涉及易学的著述文字来看,欧阳修的《易》学修养、造诣相当精深,他对《易》书易理的考辨、持见颇有独到之处。欧阳修的《易》说,一个多多多多多方面极具特色,影响深远:其一,是继承了王弼“扫象阐理”的“义理派”传统而有所发展,强调了“推天道以明人事”的理性实践精神;其二,是通过列举极少量的例证,进行了细致的考辨,以大胆疑古的精神明确地指出:《易传》中的三种六篇(即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上下传、《说卦传》、《序卦传》、《杂卦传》非出自一人之手,不可遽定为孔子所作,此说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、惊世骇俗。

   欧阳修文学观念的形成,其来源与所受的影响固不止一端,但还前要肯定的是:作为既是文学家又是易学家的欧阳修,其文学观念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《周易》这部“广大悉备”、内蕴富有的经典的影响。其中,欧阳修所持的“文道关系”论、“简易为文”说及“穷而后工”说,更是受到《周易》的直接、明显的影响。

     一

   “文”与“道”的关系,历来为古代文论家所注重。关于这个 问题的论说阐发是不胜枚举的。唐代“古文运动”的领袖人物韩愈,力倡“道统”说,以文道合一、修其辞以明其道作为“古文运动”理论的核心,欧阳修对此加以继承、发展,其辨析与阐说更为细致深入。以下先摘录欧阳修论“文道关系”的帕累托图主要文字,以明其观点:

   在《与张秀才第二书》(《居士外集》卷十六)中,欧阳修说:

   君子之于学也,务为道。为道必求知古,知古明道,而后履之以身,施之于事,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,以信后世。其道,周公孙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;其文章,则六经所载,至今而取信者是也。

   在《答吴充秀才书》(《居士集》卷四十七)中,欧阳修说:

  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,而至者鲜。非道之于人远也,学者有所溺焉尔。盖文之为言,难工而可喜,易悦而自足,世之学者,往往溺之,一有工焉,则曰“吾学足矣”,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,曰“吾文士也,职于文而已”,此其全都至者鲜也。

   接着,欧阳修以孔子、孟子、荀卿为正面例证,说明“大抵道胜者,文不能自己而自至也”,又以子云(杨雄)、仲淹(王通)为例,称亲戚亲戚亲戚朋友是“方勉焉以模言语,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”;而“后之惑者”,更是离“道”学“文”,“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”。最后,欧阳修总结说:“若道之充焉,虽行乎天地,入于渊泉,无不之也。”

   在《送徐无党南归序》(《居士集》卷四十三)中,欧阳修把修身、行事、立言三者看作是互相联系的整体,他以圣贤为例说:

   而众人之暗含圣贤者,固亦生且死于其间,而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者,虽死而不朽,愈远而弥存也。其全都为圣贤者,修之于身,施之于事,见之于言,是三者全都能不朽而存也。

   此外,在《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》(《居士外集》卷十七)中,欧阳修说:

   某闻传曰:“言之无文,行而不远。”君子之所学也,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,事信言文,乃能表见于后世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,皆善载事而尤文者,故其传尤远。

   以上引文,基本上体现了欧阳修论“文道关系”的要点,可归结为:一、扩充了韩愈所倡的“道”的范畴,赋予“道”以崇尚实际、重视实用的新内涵,也可是郭绍虞先生所指出的:“韩愈所言可是空喊口号而已,欧阳修所言就接触到具体问题了。”(注:郭绍虞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2月版,第173页。 )二、强调“重道以充文”,把“为道”、“明道”、“履道”作为学者文士必行的修养功夫、实践内容,作为文学写作的素养底蕴。三、即重道又不轻文。圣贤之道,发之以言,载之于经,取信后世,这就体现了文的价值意义。后世文人涨于文辞之工而忽视“道”的作用,欧阳修以后强调“道”,但细察其意旨,却未尝轻文。

   欧阳修的“文道关系”论形成,其来源和影响是多方面的(如:众多的先秦典籍,宋后后的历代文论,尤其是韩愈等人的相关论说等),当然不仅仅源自《周易》、宗于《周易》,但《周易》于此的影响却也是不可组阁 、不可低估的。

   《周易•乾文言》中曾引孔子励志的话 :“子曰:君子进德修业。忠信,全都进德也;修辞立其诚,全都居业也。”这是对《乾》九三爻辞“君子终日乾乾,夕惕若,厉无咎”的阐解。《文言》作为《易传》“十翼”之一,对“君子”“大人”“圣人”道德知慧的修养及其予后人的启示作了纲领性的阐说发挥,而“修辞立其诚”则对后世的文学理论产生过重大的影响。(注:参看白晓梅《〈易传〉“修辞立其诚”的文学理论意义》,载《福建师范大科学些报(哲社版)》1985年第1期。 )“修辞立其诚”讲到了“诚”与“辞”的关系,强调了占据 《乾卦》九三爻位的“君子”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、并修饰文辞以显发之的重要意义,这里的“诚”,既与“辞”相连并称,实际上就指涉文章的“质”、或文章所体现的“道”,以后,“修辞立其诚”还前要视为关于文道关系的最早的、著名的论说之一,它渗透在历代文论家的论著中,成为思想源头,经学依傍。前面所引的欧阳修“大抵道胜者,文不能自己而自至也”、“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,事信言文,乃能表见于后世”等语,与“修辞立其诚”在义理上嘴笨 能通融无碍。另外,《周易•系辞传》中,“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”、“圣人之情见乎辞”、“其旨远,其辞文”诸语,都涉及了“辞”的因素,体现了儒家基本的文学观点,即重视内在之“情”“旨”的决定性的作用,强调“鼓天下之动”之“辞”的现实意义,而在此基础上肯定“辞”的价值。那先 观点,对欧阳修可是无影响。

   直接而清楚地表现出欧阳修“文道关系”论受《周易》影响的文字,是《与乐秀才第一书》(《居士外集》卷十九)中如下的一段:

   闻古人之于学也,讲之深而信之笃,其充于中者足,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,譬夫金玉之有英华,非由磨饰染濯之所为,而由其质性坚实,而光辉之发自然也。《易》之《大畜》曰:“刚健笃实,辉光日新。”谓夫畜于其内者实,而后发为光辉者,日益新而不竭也,故其文曰:“君子多识前言往行,以畜其德。”此之谓也。

   这里,欧阳修分别引用了《周易•大畜卦•彖传》、《大象传》的文辞,来说明学者文士内在道德品质修养之“刚健笃实”对于外在文字辞章表达之“辉光日新”的重要作用,也可是“重道以充文”的易理表达。联系到欧阳修《答祖择之书》(《居士外集》卷十八)中“夫世无师矣,学者当师经。师经,必先求其意,意得,则心定;心定,则道纯;道纯,则充于中者实,则发为文者辉光,施于世者果致”,以及《章望之字序》(《居士集》卷四十一)中欧阳修称章望之“其洁然修乎其外,而辉然充乎其内,以发乎文辞,则又辨博放肆而无涯”等语,也都还前要看出《周易》对欧阳修“文道关系”论的影响,以及他在这方面对《易》理《易》词的发挥、化用。

     二

   苏轼在《居士集序》中称:“(韩)愈后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,其学推韩愈、孟子以达于孔氏,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,其言简而明,信而通,引物连类,折之于至理,以服人心,故天下翕然师尊之。”韩琦在《祭欧阳修文》中称:“公之文章,独步当世。子长退之,伟赡闳肆,旷无拟伦,逮公始然。自唐之衰,文弱无气;降及五代,愈极颓敝;唯公振之,坐还醇粹。”又称欧阳修“事贵穷理,言无饰伪”。这是与欧阳修共同代的学者对他的评价,后世的公论也大致没有。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史(尤其是散文史),还前要发现一个多多多多基本的事实:欧阳修散文创作,扬弃了韩愈文章中过于追求新奇古奥的“险怪”之风格,他从作风平易的韩门弟子李翱入手,而不从作风奇特的皇甫是入手学韩愈(注:本文引欧阳修文,均据〔南宋〕周必大编定《欧阳文忠集》四部丛刊本,第172页。),去韩文“奇奇怪怪”的一面, 代之以既富有变化又平易畅达的形式,故宋后后的散文风气为一变,实自欧阳修始,其影响深及于后世。

   与创作实践相呼应,欧阳修提出并宣扬“古文”(散文)创作应该“简而有法”、“易知易明”的主张。他在《论尹师鲁墓志铭》(《居士外集》卷二十三)这篇“创作谈”中,称尹师鲁(洙)作文“简而有法”,而他我本人也正持这个 主张,“故师鲁之志,用意特深而语简,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”。在《与张秀才第二书》(《居士外集》卷十六)中,他称古之圣贤“其道易知而可法,其言易明而可行”,是学者文士所应当效法的榜样,也却励志的话 ,今之学者为文,应该追求“易知易明”的形式。在这个 点上,欧阳修受《周易》的影响也是还前要寻绎、辨察的。

   对于垂范后世而为学者文士所效法的“圣人之道”,以及其发于言辞而传世的经书,欧阳修将其特点概括为“圣人之道,直以简,然至其曲而畅之,以通天下之理,以究阴阳天地人鬼事物之变化”(《韵总序》,《居士集》卷四十二),这正与他的“简而有法”、“易知易明”创作主张切合。

   亲戚亲戚亲戚亲戚朋友知道,欧阳修在以《易童子问》为代表的《易》学著作中,大胆疑古,指出《系辞传》等三种六篇中,颇有“繁衍丛脞”、“自相乖戾”之处(《易童子问》卷三),多有后儒“措其异说于其间”,是“伪说之乱经”(《廖氏文集序》,《居士集》卷四十三)。不过,欧阳修的疑古辨正,却也确未全然否定孔子作《易传》,即使是最受怀疑的《系辞传》,欧阳修也还承认其中保留的“圣人之言”犹可辨析,辨析以定是非的标准可是“其言愈简,其义愈深”,“其言虽约,其义无不包矣”(《易童子问》卷三)。欧阳修并未怀疑《彖》、《象》为孔子所作的说法,他在《经旨•易或问》(《居士外集》卷十)中说:

   卦《彖》、《象》辞常易而明,爻辞尝怪而隐,是一卦之言而异体也……卦《彖》、《象》辞,大义也,大义简而要,故其辞易而明。

   这就肯定了《十翼》中《彖传》《象传》不但在旨意上合于圣人之道,以后文辞也合于圣人之法。这段话还寓含了其文辞“简而有法”、“易知易明”当为学者文士效法的观点。

   对于欧阳修所持、所倡的“简而有法”、“易知易明”的创作主张影响最大最深,并为欧阳修凭借为经学依傍的,当属《周易•系辞传》中关于“乾坤易简”的几段文字,《易童子问•卷三》中,欧阳修正是将它们作为正面例证(亦即认为它们属于“圣人之言”)来运用的。如:

   《系辞》曰:“乾以易知,坤以简能;易则易知,简则易从;易知则有亲,易从则有功;有亲则可久,有功则可大;可久则贤人之德,可大则贤人之业。”其言天地之道,乾坤之用,圣人全都成其德业者,可谓详而备矣,故曰“易简,而天下之理得矣”者,是其义尽于此矣。

   其下文,欧阳修又引《系辞传》中“广大配天地,变通配四时,阴阳之义配日月,易简之善配至德”,“夫乾,确然示人易矣;夫坤,聩然示人简矣”,“夫乾,天下之至健也,德行恒易以知险;夫坤,天下之至顺也,德行恒简以知阻”等句,极为崇尚“乾坤易简”说。

以上引文中,见于《系辞上传》第一章的几句话,其含义为:乾的太初创始纯发于自然,无所艰难;坤的生成万物静承于乾阳,暂且繁劳,以后“乾元”以平易为人所知,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本文责编:陈冬冬 发信站:爱思想(http://www.aisixiang.com),栏目:天益学术 > 语言学和文学 > 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链接:http://www.aisixiang.com/data/87805.html 文章来源:《周易研究》(济南)1999年03期